美國精神醫學學會(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本週的年度會議裡，做了兩件善事：他們推翻兩個輕率的提案，其中一個可能讓非患有精神疾病的兒童接受不必要且危險的抗精神病藥物治療；另一個則可能將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憂慮與悲傷轉化為所謂的精神疾患。
但該學會仍在推動的其他提案，依然大有可能擴張精神病學的疆界，而將數以千萬目前被視為正常的人重新定義為心理上有病。這些提案都附屬於一個重大的任務之中：修訂所謂精神病學的聖經，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該手冊的第五版預計在明年五月印行。
我曾深度參與手冊第三版與第四版的修訂，儘管千百個不願意，我早已斷言，學會過去近一個世紀以來在定義精神疾病方面的壟斷，應該就此打住。時代在變，精神疾病的診斷在變，學會也在變，因此，學會再也無力承擔起這個大眾健康唯一信託人的角色，因為這項任務對於公共衛生與公共政策的影響實在無遠弗屆。
在1980年代D.S.M.第三版問世之前，精神疾病診斷堪稱專業上的一大耻辱與文化上的一灘死水，由於當時深受精神分析學派的強烈影響，所以精神病學家對於診斷往往難以達成共識，而且也沒多少人在乎這回事。
D.S.M.第三版在專業社群與庶民生活中都激起了很大的迴響，因為其對每一種疾患皆提供具體的判準。當所有人都能夠依照同一套標準按圖索驥，不僅有助於規畫診療，也為精神病學與神經科學的研究帶來革命性的改變。
令人驚訝的是，D.S.M.第三版在一般大眾之間也蔚為風潮，堪稱洛陽紙貴，銷量超過百萬，而且大多並非出於專業需求。精神疾病診斷一夕之間由諮商室跨足進入雞尾酒派對之中。過去人們只是閒聊近日夢境的意義為何，其後卻開始思索要把自己歸到D.S.M.所界定的何種類屬之中。
1994年發行的第四版手冊，試圖針對前版在診斷上的浮濫，稍加抑制。這樣的努力在成人部分小有斬獲；始料未及的是，在兒童部分的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躁鬱症等卻造就出如同趕時髦般的過度診斷。
其實D.S.M.正是自己大獲成功的受害者，在一個力有未逮的領域中，卻被授予宛如聖經般的權威，成為「有病」與「無病」的仲裁者，甚而可以決定治療方法、保險資格、失能給付，以及誰可得到特殊的在校服務。D.S.M.引領研究的方向與新藥的核准，在法庭上更被廣泛地引用（或誤用）。
截至目為止，美國精神醫學學會似乎最有能耐來監控整個診斷體系，只可惜好景不常。D.S.M.-5大有可能帶來一場浩劫－即使本週在兩個提案上懸崖勒馬，未來還是會引介許多新式且未經證明的疾病診斷，將原本的常態予以疾病化，並導致不必要且有害的藥物處方之泛濫。一般普遍存在對於D.S.M.-5的批判，學會大扺充耳不聞，冥頑不靈，不願讓其修訂的提案接受獨立的科學審查。
許多批評者認定D.S.M.-5將圖利藥商，這種指控有失公允。其最大的錯誤毋寧在於造成了智識上的利益衝突：專家總對自己的特殊專長領域自視甚高，甚至汲汲營營地進行科學圈地運動，直到所有的日常問題皆被錯誤地貼上精神疾病的標籤，方才罷休。傲慢、黑箱作業、消極管理，以及行政上的分崩離析等，也都難辭其咎。
精神病學上出現新的診斷，可能比出現新藥還來得危險。我們需要一個類似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的機構來監看並控制如雨後春筍般增生的疾病診斷。没有一個現存的機構足以取代美國精神醫學學會。最有可能的候選人，國家精神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過於以研究為導向，而對臨床實務的日新月異顯得不夠敏感。新的組織有其必要，而且最好能夠置於衛生與公眾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國家醫學研究院（Institute of Medicine），或世界衛生組織的轄下。
精神健康領域中所有的學門都要能夠發聲－不只是精神病學家，還包括心理學家、諮商師、社工與護士。改變所帶來的廣泛後果，應該接受來自流行病學家、健康經濟學家、公共政策乃至法醫專家的逐一檢視。絕大多數精神衛生用藥的處方來自負責基礎照護的醫師，而且處方的開立常常過於輕率，所以他們也必須參與診斷體系的調整，未來才能正確地開立處方用藥。消費者在整個審核過程中應該扮演要角，而田野測試也必須在學術中心以外的現實生活情境中進行。
精神病學的診斷實在太過重要，無法任由精神病學家隻手遮天。他們將會是未來群策群力中的一個核心部分，但不該再讓他們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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